-
明黄
淡蓝
淡绿
红粉
白色
灰色
-
14px
18px
20px
24px
30px
-
默认黑
红色
蓝色
绿色
灰色
-
宋体
黑体
楷体
组织电车工人大罢工
书名:
英雄模范共产党员故事汇——赵一曼 作者:朱天翔 字数:69202
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党中央即派赵一曼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以后辗转在上海、江西、南昌等地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有时给上级组织转送党的文件,有时要复写党的秘密指示,有时要掩护自己的同事向新的工作地点转移……她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躲过敌人一次次追踪围捕,饱尝了缺乏经费、居无定所的困苦,受到了一次又一次锻炼。
在宜昌地下交通站工作时,交通站暴露了,赵一曼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捜捕,然而肚子却阵阵作痛,她知道将要临产,急忙走向一个偏僻的小巷,找到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求她租间房子分娩,老太太听说她要生孩子,一口拒绝了。一连走了几家都是同样结果,原来当地风俗是孩子怀在哪里就该生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心的中年媳妇,租到半间屋子生下孩子。婴儿降生了,要啥没啥,她只得用自己的衣服包孩子,在房东媳妇的照料下,度过了难以行动的几天。几天以后,她把丈夫陈达邦交给她的那枚金戒指留给了主人,悄然离去。
赵一曼带着孩子跑交通,不便于开展工作,她和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商量,将孩子交给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抚养。她风尘仆仆地赶到汉口,将儿子托付给堂兄后,便毅然返回上海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赵一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分手竟成了她与爱子的永诀。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同时,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发动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赵一曼就是受党中央派遣奔赴东北的。
赵一曼出山海关后,先来到了沈阳,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救亡宣传工作。正当工作初见成效时,满洲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并破坏了,她又随满洲省委北上哈尔滨。
赵一曼在地下满洲总工会担任秘书,与总工会书记老曹组织一个假“家庭”,老曹和她对外称夫妻,以应付敌人的盘查。老曹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有着丰富的工会斗争经验。
敌伪统治十分严酷,实行了“联保制““良民登记制”,没有铺保,连房子都租不上,许多人动辄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为了安全,总工会在南岗租了一所俄国侨民的住宅,住在这里不必报户口,又没有邻居登门,出来进去无人过问。
每天清晨,当附近的“喇叭台“教堂响起清脆的钟声时,赵一曼就已经起床做饭了,送走了在外活动的老曹,她就拖地板、洗衣服,上街买菜……蛮像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她担负着总工会的机关工作:抄写文件、刻印传单、对外联络……她还负责在烟厂、电厂工人中间从事救亡宣传活动。
1933年4月2日晚上,老曹八九点钟还没有回到机关,赵一曼不安地听着门外的动静。从事地下斗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她在外面又转了一圈儿,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行迹。她正要回身进屋,老曹在街口出现了。
“今天傍晚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老曹边进屋边凑近赵一曼低声说道。
原来,这天日本警备司錦警备营一个姓孙的营长,穿着便衣从桃花巷登上电车。售票员向他要票,姓孙的两眼一瞪说:“他妈的!老子还买什么车票?没长眼吗?!”
售票员名叫张鸿渔,是个共青团员,他恨透了这些为虎作傕的汉奸,没有被喝骂所吓倒,便冲着姓孙的高声回道:“是人就得买票!”
姓孙的营长当众丢了面子,恼羞成怒,竟命令手下把张鸿渔扭送到宪兵队里去,不问青红皂白给打了个半死,才送回到电车公司。
电车工人张鸿渔遭到伪宪兵的无端毒打,电业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同情、不支持他,反而大骂张鸿渔,说他给电业局惹了麻烦、闯了大祸,并声称要开除他。
电车工人对此极为气愤,没到收车时间,工人们便提前收车回库,三百多人聚到饭堂里,一致提出罢工抗议。
老曹接着对赵一曼说:“中共满洲省委决定,积极支持工人的这一斗争,一定要为工人们争取自己的权利,以此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为了严密组织、切实领导好这一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我们必须连夜赶到电车公司,现在就要戒严了,我们马上出发!”
当晚,他们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了罢工的方案步骤。会上还通过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向全市人民说明罢工的原因,呼吁各界人士对电车工人给予支持和帮助。
会议结束后回到驻地,赵一曼悄悄地闩上门,然后揭开墙角处的几块土板,搬出油印机就开始刻蜡纸。连夜赶印出《告哈尔滨市民书》的许多传单,第二天天还没亮,她把几百张油印传单放在筐篮里,上边儿盖几件要洗的衣服,拎上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1933年4月3日早上5时许,罢工工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罢工了,两条铁轨在马路中间闪着白光,蜿蜒着伸向远方,这是哈尔滨市内有轨电车道。往日,天一亮,“叮当”“叮当”,电车就在大街上运送上班的乘客了,而这一天,每个车站上都站满了人,却没一辆电车开过来,赵一曼知道,电车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
赵一曼把传单送到罢工委员会,就和工人一起上街宣传。在大街的各个车站上,人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正议论纷纷。“哗——”在一个车站附近从空中飞撒下一张张传单,大人孩子都抢着互相传阅,只见传单上写着《告哈尔滨市民书》。这是电车工人罢工宣言,宣言中鲜明地提出:“还我工友,惩办凶手!”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旁边的人。
赵一曼出现在他们面前,接上话茬儿说道:“你们不知道吗?昨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坐车不买票,还行凶打人,把售票员打个半死,为此事今天电车工人罢工了!”
远处有警察赶来,她又朝天撒一把传单,便迅速地消失在人群中。
电车工人大罢工,严重影响了市内交通,市内秩序陷于一片混乱。这可吓坏了伪电业局局长,他把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找去,威胁说:“马上复工,否则把你们统统开除!”
“宪兵、警察打人,你们不管,工人提出正当要求你们就要开除,这是什么道理?要复工可以,必须答应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否则,罢工将继续下去!”
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同时向宪兵和电业局分别递交了复工五项要求:1.给受伤者抚恤金50元;2.撤换宪兵队长;3.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4.赔偿受伤者的医药费;5.电业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电车工人的斗争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反日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电业局领导向工人道了歉,答应了工人的五项复工条件,4月5日电车工人复工。
坚持两天的电车工人罢工终于胜利了。
可是,电车工人复工不久,敌人就开始反扑了。电车公司开除了一批工人,警备司令部又逮捕了几位罢工骨干。满洲总工会机关也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老曹在住所被敌人捕去。这一天,赵一曼正在外面执行任务,当她赶回驻地,路过喇嘛台时,被省委交通员老李头截住了。
“小李,总工会出事了,老何让我带你马上到他那里去!”
老李头,叫李升,方正县人,满洲省委年龄最大的交通员,七十多岁了,身板还很硬朗,神清气爽,细高个儿,留一把白胡子,但在人前却装得老态龙钟、弱不禁风。赵一曼听他召唤,从容地转身跟着他就走,在哈尔滨工作两年多,她养成了临危不乱的处事态度。
老何是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他向赵一曼介绍了近几天来发生的情况:“省委出了叛徒,哈尔滨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总工会已被敌人抄了,老曹已被捕,我们正在积极想办法努力营救。你和老曹在一起,再公开活动十分困难,省委决定派你去珠河中心县任县委委员。你学过军事,以特派员的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
赵一曼仍由老李头护送着前往珠河县。临行,她得到不幸的消息,与她假扮夫妻共同战斗两年的老曹在狱中惨遭毒手,壮烈牺牲了。他们曾共同经营起的一个战斗的温暖的“家”,忽然又被毁掉,她心里一阵阵酸楚,不由地潸然泪下。
革命者四海为家!赵一曼咬紧牙关,跟着老李头上路了。老李头先找到一个熟识人家,给赵一曼重新装扮一番,头上挽了髻,上身换上一件打了补丁的黑褂子,用旧包袱包上两月艮草药。
老李头手里提了根拐棍,带着赵一曼上路,临行前嘱咐她说:“路上你假装是个哑巴不要说话,遇到麻烦我来对付。”
通过哈尔滨的香坊路口,果然有值勤伪军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上前拦阻:“上哪儿去?干什么的?”
老李头拄着拐棍,一步一哼地往前凑了凑:“我是高城子的,进城抓药的……”
伪军用刺刀挑下赵一曼手中的包袱,贼溜溜的两眼反复打量她:“你是哪个屯子的?”
赵一曼张张嘴只“啊啊”两声没说话,老李头头急忙接下去说:“长官,我闺女是个哑巴,她是陪我来看病的。”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张药方在伪军眼前晃了晃,“你看这方子,药都太贵,开了三服只买起两服啊……”
伪军低头把草药翻了翻,吆喝道:“去!去!”赵一曼捡起草药和包袱,赶紧跟老李头离开了站口。
走进青纱帐,老李头笑笑,看一眼赵一曼:“这会儿咱们得快点赶路了。”他用拐棍挑起赵一曼手中的包袱,大步飞走。赵一曼听说过这位省委的老交通是飞毛腿、铁脚板,心想自己年轻总不会被落下吧,她也暗暗摞上劲儿,紧紧跟随在老李头的身后。
即将到游击区真刀真枪地抗击日寇了,赵一曼觉得浑身有一股蕴蓄已久的力量等待释放,她走得很轻松,一口气跟老李头跑出二十多里地也没被落下。老李头收住了脚步,高兴地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赞许,喘了一口气说道:
“小李子,从哈尔滨出来能跟上我的人不多,闺女中你是头一个,打游击准行!”
赵一曼也喘着气儿说:“跟您老比还差得远呢嘴里这么说,待跟着老李头再迈开大步赶路时,她的脚步更快了。
在宜昌地下交通站工作时,交通站暴露了,赵一曼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捜捕,然而肚子却阵阵作痛,她知道将要临产,急忙走向一个偏僻的小巷,找到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求她租间房子分娩,老太太听说她要生孩子,一口拒绝了。一连走了几家都是同样结果,原来当地风俗是孩子怀在哪里就该生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心的中年媳妇,租到半间屋子生下孩子。婴儿降生了,要啥没啥,她只得用自己的衣服包孩子,在房东媳妇的照料下,度过了难以行动的几天。几天以后,她把丈夫陈达邦交给她的那枚金戒指留给了主人,悄然离去。
赵一曼带着孩子跑交通,不便于开展工作,她和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商量,将孩子交给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抚养。她风尘仆仆地赶到汉口,将儿子托付给堂兄后,便毅然返回上海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赵一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分手竟成了她与爱子的永诀。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同时,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发动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赵一曼就是受党中央派遣奔赴东北的。
赵一曼出山海关后,先来到了沈阳,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做救亡宣传工作。正当工作初见成效时,满洲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并破坏了,她又随满洲省委北上哈尔滨。
赵一曼在地下满洲总工会担任秘书,与总工会书记老曹组织一个假“家庭”,老曹和她对外称夫妻,以应付敌人的盘查。老曹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有着丰富的工会斗争经验。
敌伪统治十分严酷,实行了“联保制““良民登记制”,没有铺保,连房子都租不上,许多人动辄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为了安全,总工会在南岗租了一所俄国侨民的住宅,住在这里不必报户口,又没有邻居登门,出来进去无人过问。
每天清晨,当附近的“喇叭台“教堂响起清脆的钟声时,赵一曼就已经起床做饭了,送走了在外活动的老曹,她就拖地板、洗衣服,上街买菜……蛮像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她担负着总工会的机关工作:抄写文件、刻印传单、对外联络……她还负责在烟厂、电厂工人中间从事救亡宣传活动。
1933年4月2日晚上,老曹八九点钟还没有回到机关,赵一曼不安地听着门外的动静。从事地下斗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她在外面又转了一圈儿,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行迹。她正要回身进屋,老曹在街口出现了。
“今天傍晚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老曹边进屋边凑近赵一曼低声说道。
原来,这天日本警备司錦警备营一个姓孙的营长,穿着便衣从桃花巷登上电车。售票员向他要票,姓孙的两眼一瞪说:“他妈的!老子还买什么车票?没长眼吗?!”
售票员名叫张鸿渔,是个共青团员,他恨透了这些为虎作傕的汉奸,没有被喝骂所吓倒,便冲着姓孙的高声回道:“是人就得买票!”
姓孙的营长当众丢了面子,恼羞成怒,竟命令手下把张鸿渔扭送到宪兵队里去,不问青红皂白给打了个半死,才送回到电车公司。
电车工人张鸿渔遭到伪宪兵的无端毒打,电业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同情、不支持他,反而大骂张鸿渔,说他给电业局惹了麻烦、闯了大祸,并声称要开除他。
电车工人对此极为气愤,没到收车时间,工人们便提前收车回库,三百多人聚到饭堂里,一致提出罢工抗议。
老曹接着对赵一曼说:“中共满洲省委决定,积极支持工人的这一斗争,一定要为工人们争取自己的权利,以此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为了严密组织、切实领导好这一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我们必须连夜赶到电车公司,现在就要戒严了,我们马上出发!”
当晚,他们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了罢工的方案步骤。会上还通过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向全市人民说明罢工的原因,呼吁各界人士对电车工人给予支持和帮助。
会议结束后回到驻地,赵一曼悄悄地闩上门,然后揭开墙角处的几块土板,搬出油印机就开始刻蜡纸。连夜赶印出《告哈尔滨市民书》的许多传单,第二天天还没亮,她把几百张油印传单放在筐篮里,上边儿盖几件要洗的衣服,拎上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1933年4月3日早上5时许,罢工工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罢工了,两条铁轨在马路中间闪着白光,蜿蜒着伸向远方,这是哈尔滨市内有轨电车道。往日,天一亮,“叮当”“叮当”,电车就在大街上运送上班的乘客了,而这一天,每个车站上都站满了人,却没一辆电车开过来,赵一曼知道,电车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
赵一曼把传单送到罢工委员会,就和工人一起上街宣传。在大街的各个车站上,人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正议论纷纷。“哗——”在一个车站附近从空中飞撒下一张张传单,大人孩子都抢着互相传阅,只见传单上写着《告哈尔滨市民书》。这是电车工人罢工宣言,宣言中鲜明地提出:“还我工友,惩办凶手!”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旁边的人。
赵一曼出现在他们面前,接上话茬儿说道:“你们不知道吗?昨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坐车不买票,还行凶打人,把售票员打个半死,为此事今天电车工人罢工了!”
远处有警察赶来,她又朝天撒一把传单,便迅速地消失在人群中。
电车工人大罢工,严重影响了市内交通,市内秩序陷于一片混乱。这可吓坏了伪电业局局长,他把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找去,威胁说:“马上复工,否则把你们统统开除!”
“宪兵、警察打人,你们不管,工人提出正当要求你们就要开除,这是什么道理?要复工可以,必须答应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否则,罢工将继续下去!”
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同时向宪兵和电业局分别递交了复工五项要求:1.给受伤者抚恤金50元;2.撤换宪兵队长;3.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4.赔偿受伤者的医药费;5.电业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电车工人的斗争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反日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电业局领导向工人道了歉,答应了工人的五项复工条件,4月5日电车工人复工。
坚持两天的电车工人罢工终于胜利了。
可是,电车工人复工不久,敌人就开始反扑了。电车公司开除了一批工人,警备司令部又逮捕了几位罢工骨干。满洲总工会机关也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老曹在住所被敌人捕去。这一天,赵一曼正在外面执行任务,当她赶回驻地,路过喇嘛台时,被省委交通员老李头截住了。
“小李,总工会出事了,老何让我带你马上到他那里去!”
老李头,叫李升,方正县人,满洲省委年龄最大的交通员,七十多岁了,身板还很硬朗,神清气爽,细高个儿,留一把白胡子,但在人前却装得老态龙钟、弱不禁风。赵一曼听他召唤,从容地转身跟着他就走,在哈尔滨工作两年多,她养成了临危不乱的处事态度。
老何是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他向赵一曼介绍了近几天来发生的情况:“省委出了叛徒,哈尔滨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总工会已被敌人抄了,老曹已被捕,我们正在积极想办法努力营救。你和老曹在一起,再公开活动十分困难,省委决定派你去珠河中心县任县委委员。你学过军事,以特派员的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
赵一曼仍由老李头护送着前往珠河县。临行,她得到不幸的消息,与她假扮夫妻共同战斗两年的老曹在狱中惨遭毒手,壮烈牺牲了。他们曾共同经营起的一个战斗的温暖的“家”,忽然又被毁掉,她心里一阵阵酸楚,不由地潸然泪下。
革命者四海为家!赵一曼咬紧牙关,跟着老李头上路了。老李头先找到一个熟识人家,给赵一曼重新装扮一番,头上挽了髻,上身换上一件打了补丁的黑褂子,用旧包袱包上两月艮草药。
老李头手里提了根拐棍,带着赵一曼上路,临行前嘱咐她说:“路上你假装是个哑巴不要说话,遇到麻烦我来对付。”
通过哈尔滨的香坊路口,果然有值勤伪军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上前拦阻:“上哪儿去?干什么的?”
老李头拄着拐棍,一步一哼地往前凑了凑:“我是高城子的,进城抓药的……”
伪军用刺刀挑下赵一曼手中的包袱,贼溜溜的两眼反复打量她:“你是哪个屯子的?”
赵一曼张张嘴只“啊啊”两声没说话,老李头头急忙接下去说:“长官,我闺女是个哑巴,她是陪我来看病的。”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张药方在伪军眼前晃了晃,“你看这方子,药都太贵,开了三服只买起两服啊……”
伪军低头把草药翻了翻,吆喝道:“去!去!”赵一曼捡起草药和包袱,赶紧跟老李头离开了站口。
走进青纱帐,老李头笑笑,看一眼赵一曼:“这会儿咱们得快点赶路了。”他用拐棍挑起赵一曼手中的包袱,大步飞走。赵一曼听说过这位省委的老交通是飞毛腿、铁脚板,心想自己年轻总不会被落下吧,她也暗暗摞上劲儿,紧紧跟随在老李头的身后。
即将到游击区真刀真枪地抗击日寇了,赵一曼觉得浑身有一股蕴蓄已久的力量等待释放,她走得很轻松,一口气跟老李头跑出二十多里地也没被落下。老李头收住了脚步,高兴地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赞许,喘了一口气说道:
“小李子,从哈尔滨出来能跟上我的人不多,闺女中你是头一个,打游击准行!”
赵一曼也喘着气儿说:“跟您老比还差得远呢嘴里这么说,待跟着老李头再迈开大步赶路时,她的脚步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