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平淡,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但却令我难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回忆那个年代,道出这个故事,给人启迪,令人深思。
坐落在汾川河畔的临镇是一个有着八个生产小队、一千六百多人的大队。这里的人们来自全国十三个省份,人多自然什么人物都有。董书是从佳县落户临镇的一个人物。此人其貌不扬,智力发育不全,20世纪70年代三十多岁时,仍光棍一个。年轻力壮,勤于跑腿,不懂规矩,大队部公社院成为他经常出入之地,出民工搞会战又认识了延安县委书记等一大批大官。为此,董书成了当时公社众所周知的人物。董书敢说,他见人就说,姓董的大官都是他们一家子,有爷爷、有叔叔……精明人不敢干的事,董书敢干,董书的言行证实了陕北一句土话——狼不吃憨憨,憨憨不怕狼。
就是这个“不怕狼”的董书干出了埋钟的事。20世纪70年代,土地肥沃、一马平川的临镇,是延安县的粮食主产区,虽然不少地方农民吃糠咽菜,这里的老百姓还能吃上玉米馍,喝上玉米粥,加上白菜熬洋芋,人们还能填饱肚子。
粮食多了,给国家贡献得越来越多了,农民口袋里的粮食少了,囤子不满了,肚子开始挨饿了。光棍汉董书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开始找小队长要救济粮。那个年代,救济对象首先是年龄最大、人口最多、家庭最穷的贫下中农,哪能轮到一个光棍汉头上?找小队要救济粮没他的份儿,董书找大队书记。大队哪有粮食?救济指标一到,一斤一两不缺地分给各小队。董书失望了,董书开始跳神了!他指着大队书记吼道:“你不给救济粮,我就上吊死!”大队书记无奈地说:“你要死我没办法。”董书嘴上吼着、骂着,手里拿着根麻绳上吊去了。看红火的娃娃跟了一屁股,娃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快看董书上吊走。”只有娃娃起哄,没有成人挽留。董书走了二三百米,到了村子前公路边一棵歪脖子树前停下,把绳子拴在树上,却没有往脖子上挂,挂在脚腕上,一个倒栽葱。看热闹的娃娃们笑着喊着:“董书上吊了,董书上吊了!”大队书记急急忙忙跑过来一看,忍不住大笑,在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中,这场闹剧结束了。董书一无所获。
董书上吊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董书恼羞成怒。第二天红日当头,这个小队的钟声仍没有响,老实巴交的小队长急得满头大汗找钟,社员们一个个探头探脑感到奇怪。在白天大干、晚上夜战的年代,哪有太阳几杆子高了,还听不到上工钟响的事情?大集体年代,村上那个钟就像部队的冲锋号,它是神圣的,只要钟声一响,不是劳动就是夜战、开会、学习。
可今天这个时光钟还不响。钟不响使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没有白天黑夜、大干苦干的社员们内心里既高兴又奇怪。
找不到钟的小队长自然想起董书,除了他再没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把钟拿走。慈善的队长找到董书说:“只要你把钟找到,我就给你救济粮。”一听说给救济粮,董书二话没说,扛起头在土堆中刨出那个不显眼的钟。本应开会批董书、斗董书,看这精不精、憨不憨的货色,大队、小队都宽恕了,董书的救济粮却一斤一两没拿到!
董书恼了,董书气了,他风风火火到延安,找在延河会战时认识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是位威望很高、口碑甚好、貌似威严、心地善良又平易近人的好官。董书来到县委大院,他对县委书记说:“临镇有几个人饿得不行了,在大队会议室上吊了,你管不管?”书记着急了,马上要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公社办公室。我们听到消息非常吃惊,赶快骑自行车到大队部会议室又是找又是看,折腾了半天,根本没有这回事,当即给县委办公室回电话说没有这回事。我又问是谁汇报的,对方答是董书。唉,又是董书。虚惊一场后,董书被拘留了。他在二庄科吃了几天凉饭。
三十多年过去了,董书离开临镇也多年了,看到临镇宽敞的街道、漂亮的楼房、高雅的衣着、生活富裕的乡亲,不由得想起董书和董书埋钟的故事。
现在想起,当时觉得董书很傻,其实,这位傻者,干出了常人想干又不敢干的壮举,他要埋掉饥饿,埋掉劳累,埋掉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