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比我长九岁,我十一岁那年,她已经二十岁了。
那年秋末,家里频繁地出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母亲对他很热情,虎年叔长虎年叔短地叫个不停。原来他是大姐的媒人,婆家要求年底结婚,姐夫已经从他凤县的单位开好证明回了家,并且约定了某月某日去我们五泉公社政府领结婚证,母亲答应了。
大姐像沉睡了多年的睡莲似的,忽然一夜之间开放了。像换了个人似的,容光焕发,喜上眉梢,哼着“洪湖水呀浪呀么打浪啊”的曲儿,迈着轻快的步子走来走去地做事情。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总能看见她咧开嘴在无声无息地微笑,平常像闷葫芦一样沉默寡言的她也爱说爱笑起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很不高兴,嫁人就那么好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那么让你高兴吗?一个陌生的小伙子就那么对你有吸引力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你就那么能舍得丢下我们跟他走吗?不解归不解,难受归难受,也没人理我,大人的事不会对小孩讲得那么清楚的。倒是在约定的那一天怎样去公社领结婚证让大姐看上去有点烦!
我们村很久以前为了防御外来侵袭筑成城堡,村子四周都挖成城壕放进水,只有南边一个城门才可以进出。现在城壕里已经没有水,城门也已经没有了。但住在城堡里的人还只能从以前城门的地方进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们家就住在西北角城墙根下,伯父家西边的墙还是很厚很结实的古城墙呢!
那时候是生产队,社员在队长的带领下天天在一起劳动,农业学大寨。贫富情况都差不多,家境都很透明,谁家今天吃的什么饭,谁家今天又来了什么亲戚,哪个姑娘找的婆家在哪,哪个小伙子又和哪村哪家的姑娘定了亲,谁今天又没上工去哪里了,去做什么事了,第二天全村人就都知道了,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特色吧。村里的人都见到媒人来我家了,知道大姐年底要嫁人了,见了她都会开玩笑追问她。问题是她和姐夫约定去公社领结婚证那天下午,她要停一晌工。姐夫在村外的一个地方等他,她要从我家一直走出村子才能找到我姐夫。
从我们家一直走到姐夫等她的地方,这段距离不是很近,一公里等于一千米,我看大概也有一公里吧。要从很多人家门口经过,还要穿过城门口,经过小学校门口,这些地方都是村民经常聚集的地方,还很有可能刚好碰上一大堆社员在一起干活。这样不加掩饰地一直走出村子就会碰上很多乡邻善意的“取笑”。
“菊兰!阿达去呀?得是去领结婚证?哦!不嫌羞哟,菊兰想女婿了……”
这种善意的玩笑,那个时代对于一个相对闭塞的农村女孩来说,也是很难堪很尴尬的,尤其是大姐这样性格内向、脸皮薄的女孩,更是有点接受不了。
那么怎么办?大姐经过和母亲“密谋”,如此这般这般……
公社所在地在我们家东南方向,从我们家去公社,要从我们家西北角城墙根下走出来,向东走一段路,拐过胡同口,转身向南走,穿过城门口,再向东南走,这样就出了村子;经过学校门口的操场,走到操场南边的一条大路上,再往东走,大路南有一口水塘,我们叫它涝池;涝池东有一条南北大路刘家道,顺着刘家道往南走,有一条高高的人工二支渠东西方向和刘家道交叉;顺着河渠向东走,就能去公社所在地五泉村。媒人说好了,姐夫那天下午在二支渠的桥头等大姐。
学校西边并排不远,是大队部。学校门朝南开,操场东边,大队部门口路南有一个小园子。那个园子是我们家的,我们叫他坟园,应该是祖父当年购置的,分家时分给我们家了。园子不大,有几分地吧,园子里长了很多树,有柿子树,皂角树,还有其他树等等。园子中间有几棵很粗的皂角树是伯父家的,其他树都是我们家的。园子没树的地方父亲也种庄稼,只是由于上面有树冠遮罩着,天旱了浇不上水,又地处很热闹的地方,学生、村民及过路人使庄稼损坏也很严重,几乎是没有什么收成的。园子的东南角靠近大路和涝池的地方有一棵孤零零的柿子树,那棵柿子树距离我们家和二支渠桥头的距离差不多,刚好在中间。那棵柿子树不是很大,树龄不是很长,但每年结的柿子很大,很多,很繁。沉甸甸的柿子压得树干低垂着。我很喜欢那棵树,现在也很怀念那棵瘦小的柿子树,感觉她就像一个瘦小单薄但每次怀孕都生儿子的小女人一样。
那天下午,我放了学,把书包挂在案桩上。母亲已经和大姐在家里焦急地等候多时了。如此这般给我交代了一番,于是我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左胸戴着毛主席像章,右胳膊挎着竹笼,左手拿着一杆铁钩,先行去坟园东南角那棵柿子树上去卸柿子,掩护大姐去和姐夫约会。
我站在那棵树下,机械地用铁钩把树枝拽下来,左手拉住树枝,右手一个一个地摘下红艳艳的柿子扔进脚下的竹笼里。
时间不长,喜笑颜开、兴高采烈、脑后甩着两根细长辫子的大姐迈着轻快的脚步袅袅婷婷地一路笑着走过来了。一路上有人问她做啥去呀!她都一口咬死说假话骗人,咯咯咯笑着说:“我去卸蛋柿去呀!”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很新很鲜艳,却很合身,个子不高却显得很结实很健康很阳光,头发乌黑发亮。她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笑,我感觉到她的每根头发丝都在笑,你看她额前的刘海,身后的辫梢,都在一抖一动地笑,还有那穿在脚上的方口布鞋也咧开嘴在笑。那个时刻,我觉得大姐是全世界最美丽最漂亮的女人。
我面朝北真的在卸柿子,而她面朝南在假装卸柿子。大姐踮起脚尖,拉下树枝,眼睛却不时朝南边不远处的桥头上瞟着,笑着摘一个柿子扔在笼子里,向南看一下再摘一个扔进笼子里。又想看树上的柿子,又想看地上的竹笼放在哪儿,又想看不远处桥上等她的那个人在哪儿,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她不搭理我,咧开嘴露出白白的牙齿,嘴角向上翘着一直在笑,脸都快笑成一朵喇叭花了。
我很郁闷,很生气,她一直不理我,不和我说话,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只管自己偷着乐。我也扭头朝南边那座桥上看,桥上光秃秃的,什么人也没看到,而她却能看出那么多乐呢?一个陌生得我都没记住模样的小伙子那么吸引她,连我都不屑一顾了,我可是全家的宝贝呀。她那么喜欢他,那么爱他,不要我们这里一大家子人了,要义无反顾地跟他去了。
她向南看我也不停地扭头朝南看,她有一种焦急期待的喜悦。而我却很痛心,心沉甸甸的,大姐要抛弃我们,离开我们了。我看到桥头那边不停地有人走过,却怎么也看不出哪个是姐夫。而距离那么远,大姐却怎么就一眼看出是他呢?我真佩服她。
“柏林!我走呀!”大姐终于最后笑着甩了这么一句话,扔下我,跨下土坎,顺着大路从刘家道向南走了,前面有一个她心上的人在等她。留给我的,只是她的背影,迈着细碎轻快坚实急急的脚步,两只手臂划动的幅度很大很快,两条长及臀部的细长辫子随着脚步在身后同时一左一右地摇摆。她走了,她毫不犹豫地走了,前面有一个要和她过一辈子的男人在等她,那一刻,她是幸福的。
来年正月初二那个清冷的早晨,婆家来了一帮男人来娶亲,大姐跟着他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