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两个妹妹,我们叫她俩大姨和碎姨。大姨小母亲十一岁,一九七○年秋天姨父探亲的时候结的婚,第二年夏天就有了表弟永忠。姨父是一位高大威武的军人,在宁夏银川部队当军官。亲戚邻居都很羡慕大姨,说她有福气命好。
一九七二年夏末,大姨又要抱着小表弟去宁夏找姨父,母亲知道了这个准确消息,打发正放暑假的我和妹妹桂琴带着礼物去绛帐火车站送行。
大姨很喜欢我们,每次见到我们,都会把我搂在怀里疼爱,还会给我们买好吃的东西。去年大姨出了月子后由别人带着去了一趟姨父当兵的地方,这次她独自一人带着表弟去银川。那时候社会风气好,治安状况也好,试想一个不识字的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独自一人抱着幼子,千里迢迢坐火车去找丈夫,中途还要换几次车,换成现在,早就被人拐卖掉了。
对于母亲的决定,我很高兴,也很愿意去。见到大姨能看到虎头虎脑一岁多的表弟,我们都很喜欢他,大姨肯定还会给我们买好东西吃。最主要的是我还可以去火车站,进去看看要坐车的人是怎么买票的,火车票是什么样的,怎么坐在候车室里等车,怎么出站检票。又幻想着跟着大姨出了检票口走到月台,她抱着表弟上了车,从窗口探出头来,不停地和我们说着离别话。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姨招手和我们说再见,回去吧!我和妹妹流着泪挥着手跟随着火车跑一会儿,最后看见火车走远了,我们才不情愿地停下来,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去。这种场景只有在课本和在电影里看到过,现在即将就要在我身上发生,我很激动。以后也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我见到火车了,我还送过亲戚上火车……一路上就这样兴奋地胡思乱想着,急匆匆地赶到了火车站。
站上就一条东西街道,我们从站东双庙坡下来,走到街道一直往西走。火车站就在站东街道南边,不到一米高的台阶上是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南侧就是几间不是很大的候车室兼售票处,候车室南门打开就是火车站月台,月台前面就是东来西去的陇海铁路了。
那时应该是八月份,天气很好,已经没有七月份那么炎热,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火车站前面的马路上很热闹,东来西去的车辆和行人很多。我带着妹妹走进候车室,里面人很多,闹嚷嚷的。我们没有看到大姨,就又退出北门,下了台阶,站在路边等候她。
“柏林——柏林——”有人在喊我。
循声觅去,大姨从东面走了过来。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很新,打扮很朴素。怀里抱着表弟,身上只背一个很小的布包,再没有其他东西。也没有看到有人送她,不知十几里的路她抱着一个孩子是怎么走来的。她脸色显得很苍白,神情很憔悴,是不是走之前和家里人闹矛盾了我也不知道,显然没有以前看到我们时候的那种高兴和喜爱劲儿。
我和桂琴高兴地走过去,站在路南的台阶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总感觉大姨那天情绪不是很好,心事重重的样子。
“看!看!看!”大姨突然惊叫起来,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怎么回事,就感到一个庞然大物向我猛撞了过来,我被撞飞了,狠狠地摔在水泥路面上,头被磕在路面上,觉得很疼很疼。
大姨惊呼着扑过来,把我拉起来,痛斥了起来:
“你是怎么骑的车?长眼睛没有?这么宽的路怎么往人身上骑?走,走!带他到医院看病。”她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泼辣地拉住那个人的衣服,不让他走。
我的头上脸上衣服上沾满了土,挣扎着龇牙咧嘴站起来,这才看清是一个黑红色四方脸膛,脸上长满小疙瘩,中等个子的小伙子骑车从东向西撞翻了我。
他也吓坏了,闯下这样的大祸,面对大姨的怒斥和责问,唯唯诺诺答应一起去西边绛帐地段医院检查看病。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就觉得刚才碰得头很疼,这样被人像犯人一样押着去医院很不好意思,难为情,我不愿去。
大姨看到我头上流血,才看到我后脑勺被磕破了,就让那个小伙子带上我去附近的小诊所涂点药水消消毒。我、妹妹、那个小伙子、大姨怀里抱着小表弟,一行五人找到附近一家小诊所,给我的后脑勺磕破的地方涂了很多红颜色叫作红汞的消毒药水。完了后大姨还一定坚持要他带我去医院再检查,看还有没有撞出其他毛病,那个小伙子答应了。可我坚持不愿去,最后大姨才极不情愿地放走了那个小伙子。
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使我变得狼狈不堪而自卑起来,后脑勺上红红的一片,头发乱蓬蓬的像鸡窝一样,衣服和裤子很脏很破旧,脚面黑漆漆的很脏,脚上穿的圆口布鞋两只大舅也钻了出来。由于刚才被撞倒在地,头上、脸上、衣服、裤子、鞋面上全是黄土,并且还哭丧着一副嘴脸,样子非常非常的难看和丑陋。
我们站在路边,沉默了一会儿。大姨突然接过我手里的东西对我说:“你两个回去吧,回去吧!”她那天显得很烦躁,心情很不好。
我站在那里没动,我不想回去,她还没有买好东西给我们吃,我还没有看到她买的火车票,我还没有送她上火车和她挥手告别呢。
“你两个回去吧,回去吧!”大姨一个劲这样说,催促我们回去。今天我们的送行,给她凭空增添了很多的麻烦和不便,成了她的累赘和负担。
就这样,我们来送大姨坐火车,却连火车站候车室的门都没有进去,就极不情愿地被她打发回去了。
回到家后,母亲一个劲地追问,是不是送大姨送到站台上,看她坐上火车走了,才回来的。我不想让她失望,也想给自己保留一个虚假的美好回忆,就对她说假话。是的,我们是看到那天大姨坐上火车走了,我们才回来了。桂琴站在旁边看着我,没有戳破,不吭声。
母亲觉得这个结果太过完美,后来又一次追问那天的事情,我还是一口咬定是等大姨坐上火车走了,我们才回来的。在一旁一直偷偷笑着的妹妹,再也憋不住,突然大声笑着说:
“才不是这样,我哥说假话,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姨买票就被她打发回来了,根本就没有看到她坐上火车。”
我无话可说,只有傻傻地笑。
直到现在我后脑勺上一块不长毛发的疤痕就是那天被撞后留下的。